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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在“闲事”里的正义:各种闲事带着陶晓侠撞各种南墙我爱设计网

2018年04月18日 19:10来源:六开彩开奖现场直播手机版

  藏在“闲事”里的正义

  陶晓侠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“管闲事”,一辈子都改不了。

  村里谁家的儿媳妇不孝顺,她就到别人家里帮忙评理。春天杨絮太多,她就把政府告上法庭,起诉他们规划有问题。她甚至在网上发帖举报自己的丈夫,因为身为村干部的丈夫动手打了村民。

  各种各样的“闲事”带着她撞了各种各样的“南墙”。从村委会,到市政府,直到省检察院,她都去“闹腾”过。最近获得平反的“安徽五青年杀人案”“涡阳五周杀人案”中,人们也发现了她的影子。

 

  她曾被当地媒体报道为“致富能手”“无衔村官”,频繁在电视上露脸。

  现在,她是安徽省太和县“桥南驾校”的接待员,负责学员报名、考试。

  她的办公室在县城的城乡接合部,周边是低矮的楼房和各种汽配厂。办公室门外是一条繁忙的国道,从早到晚不断有货车呼啸驶过。

  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类驾照的报名价目,还有几张驾校的宣传广告。广告中间夹着一面锦旗,挂在正对门口的墙上。上面印着“巾帼英雄,为民请命”的金字,落款是“安徽五青年冤案”的5名被告。7天前,“涡阳五周杀人案”在安徽省高院宣判无罪时,其中一位被告人对媒体说:“如果不是大姐(陶晓侠),我们怎么会有今天。”

  1996年,涡阳的5名周姓男子被指控杀害一名同村女子。因为证据不足,审判委员会曾作出无罪判决的决定。受害人父亲到法院以服毒自杀相威胁,要求判被告死刑。结果一审宣判,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、无期徒刑和15年有期徒刑。

  从2001年开始,陶晓侠就不断把这两起冤案的材料带到阜阳、合肥,甚至北京。那时她是阜阳市的人大代表,比别人更方便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。她寄材料留下的快递单子加起来有“一米多高”,“上访”攒下的机票火车票“足足装了一个旅行包”。

  在驾校报名处那张已经掉漆翻皮的办公桌下面,她随手抽出一个档案袋,里面就装着各种冤案的材料。

  等待冤案平反的漫长过程中,有时候被告人家属都泄气,告诉她“胳膊拧不过大腿”,但她也非要申诉下去。

  “有人说我皇上不急,太监急。”陶晓侠笑笑说,“我就是那个太监。”

  “五周杀人案”平反的第二天,“五青年冤案”的两个被告人来找她,商量追责的事。

  那天太和下着雨,天气阴冷,陶晓侠还是把上衣袖口卷到臂弯。整个下午,她的手机响个不停,每通电话只要超过半分钟,她就会提高嗓门,变得急躁起来。她声音有些沙哑,音量却很大。

  “大姐人如其名,是真正的女侠。”张发达坐在办公室的破沙发上,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  他不知道,陶晓侠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。

  “文革”时,她还叫陶韵美,在村里上小学。那时她十几岁,比别的小孩都大,总在学校打抱不平。有一次校长让爱打架的学生在操场上罚站,结果只有陶晓侠一个女生。

  校长数落她,说没有哪个女生像她这样,不如叫“陶大侠”。没过多久,她真的把“侠”改进了自己的名字。

  她的名声不单在学校流传。15岁时,大队买回一辆手扶拖拉机,男人们都不敢开这台新机器,陶晓侠一屁股坐上去,成了生产队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。邻村人来闹事,她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“一路打回去”,直到对方赔礼道歉。

  她说自己“从小到大都是在使劲长”,没人能管得了她。

  她在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,为了养家,16岁就冒着“投机倒把”的风险去外地贩黄花菜。那时她骑自行车到200公里外的宿州,把买回来的黄花菜捆在被子里,带回家卖。在住旅社一晚只要0.8元的上世纪70年代,她每趟能赚100多元,很快成为家里的“大当家”。

  后来她拉过板车,开过裁缝店,回收过啤酒瓶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,她在颍河上开了县城的第一家码头,整船的煤炭从上游运回来,充实了她的腰包。

  1990年,她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栋二层小楼,“1600多平方米,全部按人民大会堂的样子装修”。因为爱唱歌,她跑去上海买回一套卡拉OK,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吸引过来,她那1万多元的高档音响几乎每天都能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。

  “那几年睡觉都能笑醒。”陶晓侠的丈夫张合回忆当时的生活,那时他和妻子都不到40岁,但事业上已经达到自己从没想象过的成功。

  那段时间,陶晓侠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爱好:自掏腰包给村民装变压器,给没人管的老人盖房。村民也喜欢找她调解矛盾,有困难就找她帮忙。

  她的荣誉也越来越多,“科技致富带头人”“阜阳好人”“乡村女侠”接连出现在她名字前。

  “人大代表”的身份也随之而来,那时陶晓侠只是把它当成众多“没用的称号”中的一个。她完全没有想到,这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。

  最开始,陶晓侠甚至不知道自己如何当选上的阜阳市人大代表,也不知道人大代表要干什么。第一次开会时,她领了一本《代表履职手册》。她记得自己看到“一府两院受同级人大监督”,“人大是各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”时,整个人愣了半天。

  “乖乖,人大代表原来这么厉害。”陶晓侠回忆,那时她与许多人一样,从来没有怀疑过“政府就是天。”

  这让她在“爱管闲事”的路上变得更加“肆无忌惮”。找她评理的人越来越多,“闲事”也从过去的家长里短逐渐延伸到“找政府茬儿”和“帮人伸冤”。

  后来她受人所托,,去调查一起当年在太和轰动一时的故意伤人案件。她自己找到证人,录取口供,逐渐发现案情有不少解释不通的地方。

  调查正在往下深入时,她的丈夫却忽然被公安机关带走,理由是涉嫌参与了她正在调查的案件。

  “张合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连案子里的人都没见过,咋就成了涉案人员?”提起这件事,陶晓侠咬着牙,张口就骂。

  曾经在陶晓侠家里高歌的领导们忽然一下子远离了她,那段时间,“活动能力很强”的陶晓侠发现,没有哪个曾经的领导朋友愿意听她把话讲完。

  两个月后,她收到丈夫从看守所传出的一封信。张合在这封在写在笔录纸上的信里告诉妻子,自己在里面“度日如年,承受一切痛苦”,他告诉妻子“不要再告别人状,否则会毁掉你我、孩子和家庭”。

  “如果你听话,我就会有好消息。”张合在信的结尾写道。

  陶晓侠说那段时间她能感受到丈夫在看守所里承受的痛苦,“有时我半夜醒来,浑身出冷汗,有时身上会突然像爬满了蚂蚁。”越是这样,她越不想妥协,她相信那封信不是出自丈夫自愿。

  她想让丈夫早日走出看守所,但不是通过“向强权低头”的方式,而是要澄清一切,还丈夫清白。

  这个只认“道理”和“正义”的女人买来“刑法”和“刑事诉讼法”,坚持“法律的事就通过法律解决”。

  因为只有初中毕业,两部法律里有不少不认识的字,她就买回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后来,这两本法律书都被她翻到散页,里面的法条她可以张口就来。

  她到阜阳给丈夫请律师,在那里听说了“五青年杀人案”和“五周杀人案”,发现他们“比自己更冤”。

  “大夏天她戴着一个斗笠,上面还挂了层面纱,搞得像个大侠。”律师余鸿飞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陶晓侠时的样子,“她说警察正在抓她,不能让人认出自己。”

  那段时间,余鸿飞经常接到陶晓侠的电话,被对方问一些“业余”或者专业的法律问题。

  见过律师后,陶晓侠说控制不住自己,又把精力放在了两起“比自己更冤”的案子上。她开始在全国到处跑,找人大代表联名签字,为正在服刑的被告人伸冤。

  “她整天不进家,到处跑着告状。”张合抽着烟,语气缓慢。自己在看守所的那年,家里的养殖场没人管,等他出来后,“几千头猪已经死光”。

  刚刚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完大一的儿子选择了退学。陶晓侠跑去北京,任凭怎么劝,儿子都不愿意再上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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